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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三角與粵港澳的異同

  中國是一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,具備形成創新生態和產業生態的綜合條件,完全可能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集羣。

作者:陳憲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管學院教授 來源:南風窗 日期:2019-09-18
  眼下,長三角和粵港澳是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兩大熱點地區。比較這兩個地區的異同,是一件有趣且有用的事。首先是行政區劃引起的長三角和粵港澳的差異。長三角35.9萬平方公里,粵港澳5.6萬平方公里,前者是後者的6.4倍;長三角總人口2.2億,粵港澳7100萬,前者是後者的3.1倍;2018年,長三角的經濟總量(地區生產總值)21萬多億元,粵港澳近11萬億元,前者是後者的2倍弱;2018年,長三角4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人均GDP83871元,粵9市115742元,長三角是粵9市的72%;2018年,長三角人均GDP最高的無錫是最低的阜陽的8.07倍,“粵9市”最高的深圳為最低的肇慶的3.56倍。這些數據表明,由於長三角和粵港澳的面積相差甚大,所以,就經濟活動的密度和均衡度而言,前者遠低於後者。但這個差距不是主觀因素所致。假如,將粵港澳中的粵9市改為粵,即廣東省,或者説,回到長三角最初的15個城市,二者的密度和均衡度就會比較接近。
  由此告訴我們,在討論區域經濟一體化時,要界定現實的空間範圍,否則就會發生“雞和鴨説”的尷尬情境;要關注在一體化中具有實質意義的概念,如都市圈、區域產業集羣、創新生態和產業鏈等,而不是浮光掠影,過度地務虛。
  “一國兩制”和一種制度是另一個客觀差異。“一國兩制”意味着粵港澳內部存在制度差異。差異會產生互斥,也會產生互補。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背景下,互補是主旋律,將產生極大的積極作用。有專家認為,保持“一國兩制”背景下三個税區、三種法律和三種貨幣的體制,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潛力、動力和特色所在。僅僅是可能產生的學習效應,其作用就難以估量。在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過程中,香港與深圳,在人力資本、金融資本、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方面有着很大的互補性。深圳前海、廣州南沙、珠海橫琴等重大合作平台正在探索協調協同發展新模式,為內地與港澳更緊密合作提供示範。
  長三角一體化是在一種制度的前提下推進的,其表現出來的突出優勢是效率更高。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的編制過程歷時近兩年,而《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》,自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11月在首屆進博會開幕式上表示,“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並上升為國家戰略”算起,也就半年時間,已經在政治局會議通過審議。
  粵港澳和長三角的制度差異,意味着兩地可以發揮各自優勢,在不斷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的同時,成為對內開放的重要平台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重要載體。粵港澳大灣區與長三角一體化,現在同為改革開放空間佈局的國家戰略,它們有着共同的核心價值,那就是,科創資源集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。在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創新驅動、轉型發展的大格局中,粵港澳和長三角共同承擔着這一重大的、不可替代的歷史使命,成為中國規模最大、實力最強的科技創新資源集聚地,戰略性新興產業策源地,進而成為世界級的兩大城市羣。
  創新及其成果產業化有着強烈的區域集羣特徵。這是由創業創新生態、新興產業生態需要人才、環境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,進而高度集聚決定的。在美國,創新及其成果產業化集聚在硅谷、波士頓、聖迭戈和西雅圖等為數不多的地方。中國式創新不僅與此有關,同時又和中國國情和地理特徵聯繫在一起。中國是一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,東部,尤其是粵港澳和長三角,具備形成創新生態和產業生態的綜合條件,完全可能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集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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